当历史迈过世纪的门槛，中国的城市化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期。新的世纪，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当我们在享受城市化带来的成果时，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问题也日渐凸显。诚如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赵晓(赵晓博客|赵晓新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轶教授、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北京工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王国华所长，以及宏福集团董事长黄福水先生等人所说，我们必须清醒认识这些问题，尤其是土地制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农民工、农村软文化建设、小产权房等问题，因为这与我国的城市化能否和谐进行，能否避免拉美化陷阱密切相关。

土地制度创新 时不我待

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43.9%。当我们在享受城市化带来的种种好处，并为这一成果感到欢欣鼓舞时，我们又必须反思、总结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迅速采取相关方针政策使之得以解决。这也正如赵晓教授所说，“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我们的城市化是以缺乏现代产权制度的所谓房地产市场化为主的房地产发展变革，我称之为没穿“裤子”的市场化与城市化，这恰恰违背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也带来了许多恶果。”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城市化把不少问题都掩盖了。中国城市化发展到今天，必须要有“第三只手”。中国改革开放到目前阶段，我们如果真正要想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一系列矛盾，必须大胆创新土地制度，尽快建立现代土地制度。

为什么要尽快建立现代土地制度呢？因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没有土地作为支撑，大力推进城市化就是一句空话。与此同时，户籍问题、农民工问题、小产权房问题等等，莫不与土地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也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王轶教授所说，中国城市化能否和谐进行，与我们能否大胆对当前土地制度进行创新有着直接关系。赵晓教授亦表示：“目前我国已经有一定的财力、有一定的能力，应该适当地给中国的城市化穿上‘裤子’了。”

究竟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才能支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才最为合理？有专家表示，在自由契约下，自发出现的多样化制度都是在不同条件下对各种复杂两难冲突的最优折衷。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建立在私人产权基础上的自由契约而不是政府硬性规定具体的土地制度形式。赵晓教授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由于目前土地制度中的产权模糊，农民不敢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也不能将土地以抵押等方式融资，从而大大限制了土地的收益。同时，由于农民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残缺，集体土地的征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出现种种不公，产生了地方政府随意解除承包合同、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各地政府借机“经营城市”，大搞“圈地运动”。王轶教授则从物权法的角度指出：为了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至于演变成为一部分国民对另一部分国民做出牺牲为代价，我们必须让设定在集体土地之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都可以自由的进行流转。不然的话，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会让我们丧失最起码的东西。

户籍制度 套在农民头上的“紧箍咒”

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即使到了今天，它仍是农民维持生存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与此同时，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也成为了套在农民头上的一道“紧箍咒”。也正是因为有了这道“紧箍咒”，祖祖辈辈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不管漂流到何方，都摆脱不了他们的农民身份。也正是因为有了这道“紧箍咒”，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才会出现带有歧视性的称呼——农民工，即使他们为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归根结底，人们之所以心安理得地称进城打工的农民为“农民工”，就在于这些农民的户籍在农村。

王轶教授曾指出，中国城市化得以实现的一个前提，就是人口合理而有序的流动。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也表示，从某种意义上，城市化的实质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没有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以及城市间人口的双向迁移，城市化将是一潭死水，根本不可能“化”起来。而现有的户籍制度正是这样一道将人口流动隔阻起来使之成为一潭死水的大坝，此坝不除，中国的城市化将无从谈起！赵晓教授也指出，户籍制度的改革有利于形成全国范围的统一的、开放的资源和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人才的合理流动，实现全国范围的同步发展，而基于地方主义的限制和保护政策只能是以牺牲长期和全局的利益为代价。

的确，目前城乡差距已成为我国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户籍制度的开放，有利于消除社会歧视，为农民的不平衡心理提供一个减压阀，进而为缩小城乡差距奠定基础。

这也如王轶教授所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保持一体，实现这一目标，有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是在当前的中国，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是一种职业选择的时候，这就是中国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时候。”

文化创意，土地制度创新应有之义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大胆进行土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制度改革时，还必须大力推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土地制度创新，或是其他制度改革时，都是以冰冷的物质形式进行，这就必然缺少人文关怀。而人文关怀正是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最需要的东西。

北京工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王国华所长指出，“文化在城市定位的作用和地位已日益被人们所接受所认识。实际上，在构建城市和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文化是以‘文化力’和‘文化资本’的形态体现和发挥作用的。它影响着城市个性的培育、城市形象的树立、城市魅力的增加和城市灵魂的塑造。”由此可见，在文化创意下进行土地制度创新或是其他改革是非常有必要的。实际上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民的意识、生活方式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作用的还是软文化建设。

赵晓教授亦表示，如果农村文化建设没有跟上，即使我们城市化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也是失败的，因为城市化并不仅仅意味着让许多农民住进城里，或是盖了很多高楼大厦，城市化更是一个转变传统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的过程。而这些转变过程则需要文化作为支撑，作为载体。